山西左权38岁男子花24年为烈士遗骨寻亲(图)

2017年02月22日 09:24 来源:中国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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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赵亚飞 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江山/摄

  从北京回来后,赵亚飞终于成了当地的“名人”。

  在此之前,这个身材矮小,喜欢宅在家里的38岁男人是山西左权县上口村里最默默无闻的人。他花了24年时间,只做一件事——为当地发现的烈士遗骨寻亲。找到了第一位烈士朱杰民(原名周极明)的家属,并送还遗骨,他用了17年的时间。找到第二位烈士严熹的亲人,他又用了5年,最终上了中央电视台寻人栏目《等着我》做DNA鉴定。

  村子里几乎每个人都听说他“上了央视”,却并不清楚他做这些事的来龙去脉。在这座曾驻扎过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的村子,人们更在意的还是地里玉米的价格。

  有人对赵亚飞说,“给死人办事的,全国就你一个,没有第二个人了”。但他认为自己“只是个保守的人”,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,这些当年抗日牺牲的战士,也应该有远方的家,有早已步入暮年的妻儿,在等待他们团聚。

  在为严熹寻找亲人的时候,远在800公里外的江苏省江阴市,三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们的大哥。70多年前,兄妹四人参加革命,只有去了延安的严熹没有回来。解放后,严熹的父亲接过烈士证,双手颤抖,这个毛病直至去世都没有治好。

  2014年,严熹家人在当地报纸上看到赵亚飞寻亲的消息后,双方比对DNA成功,牺牲时年仅25岁的严熹终于回到故土。

  为了给烈士寻亲,赵亚飞常吃不下饭,睡不好觉,烟瘾越来越大,整日“吧嗒吧嗒”地抽,一天就能消耗两包。但在找到家人的时刻,他觉得“冲刺阶段”的紧张、焦虑和担心都值得了。

  喜悦总是短暂的,更多的时候,他不知道距离终点还有多远。这些沉睡在太行山的阵亡将士,有的没有墓碑,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,当年的目击者大都去世,资料上也只有几笔简单的记录,事迹消逝在口耳相传的民间记忆中。

  赵亚飞不仅要挖开黄土找到遗骨,还要查找资料、寻找亲人。他所有的工具,就是一部旧手机、一台用了七八年的台式电脑和几本黑壳硬皮小本。还是毛头小伙子时,他就一遍遍地跑去拜访村里七八十岁的老民兵,递上根烟,拿出小本,询问老人家看见过什么人、怎么牺牲的、埋在什么地方,然后把这些“东说一句,西说一句”的话都记下来,回家再整理归纳,还要挤出水分。

  一位赵亚飞经常拜访的老民兵,并不清楚赵亚飞问这些做什么。已步入古稀之年的他颤抖着嗓音说,如果自己的子孙不主动问,他才不会告诉他们这些历史,因为“说了也没用”。

  他听老人们说,50岁以下的人基本就不知道上口村的历史了,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更可能问,咱们村有烈士吗?“再过几年,所有人都忘干净了,”他担心,“如果我不去做,这些事情永远没有人会知道。”

  1993年,赵亚飞家里扩建房屋挖出一具遗骨。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烈士遗骨,引起轰动,但是遗骨被收敛进塑料袋,埋在后山坡的一棵柏树下,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  那时赵亚飞正面临父母离异问题,整日地在外徘徊,在这棵柏树下,他觉得自己和这素未谋面的烈士同病相怜——“我有家不能回,你有家回不去。”“要是我有能力,一定找到你的家,亲手把你送回去。”他对着泥土暗暗发誓。

  寻找第一个烈士,赵亚飞就兜了好大一个圈子。看不懂民国时期的繁体字,他只好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。一开始没有电脑,他常常跑到邻居家上网查资料,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,直到别人都不耐烦。有些史料藏在党史档案馆里,他兴致勃勃地前去,却因为没有单位开的公函,被拒之门外。

  因为当地老百姓口音有误,朱杰民被叫成了“朱建民”,导致他在头十余年基本是一无所获,直到2009年才在一位当地党史专家的帮助下出现了转机。

  而找到烈士原籍,再去原籍地找亲属,又得“广撒网”。一开始他在网上搜到一个当地电话,就拨过去,一天要打十几通。

  然而对方一听是个山西农民,又说着“遗骨”“烈士”等莫名其妙的东西,“啪地一下挂了电话”。再打过去,对方很不耐烦地说,“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,我烦着的事情多着呢。再说我是六七十年代的人,去哪里知道抗日战争时期的人。”

  7年前,朱杰民唯一的女儿、73岁的周传慧来到上口村,亲眼见到自己父亲的遗骨,对她而言,出生不到100天就离去的父亲,印象中“只是一张烈士证”。寻找半个多世纪,她终于能叫出一声“爸爸”。

  24年里,他只愿意把这两次寻亲定义为“成功”,更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“失败”的。

  他曾经发现过一块石碑,上面刻着烈士的名字和原籍,但是遗骨却因修路损坏而找不到踪迹。某一次他发现了一位烈士的埋骨之地,并成功找到原籍给烈士老家捎去了信,却因为烈士没有直系后代,只见一个侄儿过来祭拜,走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也有一些红二代,对他说自己年龄大了,国家也发了烈士证,不想再找了,并劝他“青山处处埋忠骨,何须马革裹尸还”。

  慢慢地,他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普通农民,变成了一个对左权县历史如数家珍的“专家”,对于每位前来拜访的人,他总要带他们去麻田东部的十字岭走走,凭吊在此牺牲的左权将军,也要给他们讲讲自己的经历。

  他爱看《大宋提刑官》,崇拜主人公宋慈。不仅因为自己和他一样,要从蛛丝马迹中还原真相,还因为“想干成一件事,确实很不容易”,会遇到各种冲突,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他不喜欢看那些抗日战争片,总觉得里面“拍得太假”。

  因为给烈士寻亲,他去过成都、北京、无锡,但是他依然觉得城里“太复杂”,不喜欢。都是水泥路,处处要排队,“连厕所都找不到”。遗骨送去四川成都做DNA鉴定回来,第一次坐飞机,他一上去就后悔了,“特别想下来”。

  有时赵亚飞会垂头丧气地说,“我什么也不会,我没有技术,这也不是什么赚钱的技术”。可是他想了想又觉得,“我现在死了也不后悔了,这辈子我最起码做成两件大事了”。

  寻找烈士亲人始终没给他带来太多物质上的馈赠。长久没有固定工作,他的寻亲费用全靠自己之前的积蓄和父兄的接济。村民笑着说,连上央视他都没舍得买套像样的衣服,还穿着那破夹克。

  但是该花钱的时候,他绝不省着。虽然“从来不去算花了多少钱”,他还是记得,当年在找朱杰民家人时,他拿着那部用了快10年的诺基亚,三四个月下来话费至少用了5000元;他一遍遍地跑县城、跑省城,去图书馆查资料、拜访曾经帮助过他的党史研究专家,不能让人家觉得“你牛了,就把我给忘了”,这也前前后后花了“千把块钱”。

  老同学回家团聚,说起各自的孩子都十几岁了,他才恍然大悟,原来自己已经快不惑之年了。

  从央视回来后,他获得了一个基金会捐赠的5万元,一直在盘算着做些什么好。他想买下一栋曾经住着鲁艺师生的楼,加以保护,也想过筹备建立一个太行山烈士DNA鉴定库。

  但在同村村民眼中,这个成天“闲着没事干”,不务正业,38岁连媳妇也没讨一个的男人,成天“瞎琢磨”的事对村子里没半点好处。

  左权县既是获得全国双拥模范县“七连冠”的抗日名城,也是国家级贫困县。在小卖部聚着聊天的人们说,山多地少,要谋生还得出去打工。即使赵亚飞让这个村子出了名,但“太偏远了”,发展不了红色旅游,“还没别的地方搞得好”。

  村里曾经驻扎过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院子,也面临部分被拆除改建幼儿园的命运。相比于怀念过去的光荣,人们更在意这座村里第一所现代化幼儿园能带来的新气象。这令赵亚飞感到痛心,但也无可奈何。

  几年前,赵亚飞交往多年的女朋友离他而去,认为他“没钱、没楼、更没像样的事做”,直到登上央视,对着镜头,他有些不甘地说:“我想对我曾经的女朋友说,我也是有价值的。”

  哥哥苦口婆心地劝他,“你做的是好事情,但是你自己怎么活,你结婚不结婚,你让我养活你一辈子?”赵亚飞常常说不出话,低下头转身就走。

  当寻亲的事开始广为流传后,有些新疆、浙江的烈士遗属都过来求助,赵亚飞只好婉拒掉那些无法被证明牺牲在太行山上的烈士家属请求。因为较真的性格,他和一位曾向他求助的寻亲者开始了一场“马拉松式”的拉锯战。

  寻亲者认为,长治市阳和脚村发现的八路军129师386旅16团谢家庆团长遗骨,正是参加八路军牺牲的爷爷谢仲琴。赵亚飞反对草率的认定,称对方最早提供的祖父资料,与这位团长在姓名、原籍、参军年龄上都有很多的出入。但是对方认为,在战争年代,隐瞒姓名、年龄甚至原籍都有可能。直到如今,这场拉锯战仍在继续。

  “认祖归宗,烈士的荣誉怎么能容许张冠李戴?你是他的后代就是,你不是他的后代绝对不行。”赵亚飞气呼呼地说。

  他名气变得越来越大,变得越来越较真。当年,要为严熹与他的家人做DNA鉴定,需要挖出严熹的遗骨抽取骨髓。县里民政局告诉赵亚飞,没有史料记载,没有墓碑证明,不承认这是烈士,不给他钱,不在烈士证上签字,不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,“连着说了好几个不”,并警告他,出了任何问题,都和他们没关系。

  “不能完全埋怨人家,战争年代,山上埋了很多,人家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埋了谁,”赵亚飞说。

  根据当地官员介绍,2012年左权县曾经进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维修改造,在几个烈士集中埋葬地修建了新的烈士陵园,并将可确认的散葬烈士搬迁过来。但是一般民政局的职责只有“烈士的保养,以及烈士纪念设施的管理”。

  “还是这句话,对他不反对,不支持,发现了就积极去认定,”左权县民政局优抚办主任刘翱告诉记者,“不能随便挖出来一个就跟民政局说他是烈士,要根据相关的县志、党史,相关的事件认定他确实埋那儿了,并且有见证人证明,才能确定”。

  在赵亚飞住的房子里,进门右手边的墙上,是朱杰民家属送给他的锦旗,上面写着“护先烈英灵,功在千秋”,除此之外就是两张十多年前的老式沙发,和颇有历史感的银色电视机。

  但是这个时代并不像他一样,固执地停留在抗战的回忆中。

  看到一位本来交情不错的女大学生,对国民党抗日将领张灵甫推崇至极,说八路军没有“帅哥”,他压不住火气,与人家在微信群里吵了起来。

  看到有些人攻击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,“只会唱歌跳舞谈恋爱,不上战场,不是英雄”,他打抱不平,“如果朱杰民、严熹不牺牲,都能活着,也许能到北京当大官哩”。

  赵亚飞还记得,高龄的老民兵后代讲述严熹牺牲故事时,自己所受的震撼。

  那是1942年的春天,村里再次传来日军包围扫荡的消息。有的老百姓生了病,说就让我死在家里吧。严熹组织民兵把门板卸下来,抬着病人转移到山上,等所有的人都藏到安全位置时,他们已经来不及撤退。

  在山崖上,老民兵韩天宝亲眼所见,严熹等7名战士遇到了日军的包围。在机枪的扫射下,严熹的下颚部被击碎,当场死亡。另一位八路军战士李思中被刺刀捅破肚子,拉出一堆肠子。

  然而在历史资料记载里,他们只是一行简短的小字——“青年艺术工作者朱杰民、严熹等牺牲在太行山上”。(记者 江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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